現在回想起來，我能夠清楚地勾勒出兒時不願離開、到哪都願與我陪伴的好朋友。然而，卻不能清楚地說出自己是在什麼時候離開好朋友的身邊，我記得我第一次拿起相機，任意浪費底片的童趣，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狂喜，也似乎於當時就暗示了自己對電影的熱愛，只是還沒發現自己與電影的潛藏關係。
在數位不普及的時代，我拿起相機在一個角落，從怪誕到平常、從骯髒到潔淨、至深至淺、至窄至廣，無一不是手中相機的焦點。其中最不能忘記的是相片行的臉龐，當時我不知道他為何會對一個十歲不到的小孩大笑，直到現在才理解他在笑我浪費底片。
來到公園、路邊、學校、市場、商店，每一個地方都有我與相機的痕跡，不論在哪，我都揚起相機迅速地按下快門，紀錄著眼前毫不起眼的景象。一天二十四小時，相機不曾離開我的視線，甚至將他放在浴室的一隅，不讓他離開我的身邊，即便現在閉起雙眼，仍能映入我的眼簾。
某次上課時，我握著相機，發現鏡頭與快門都有汙點，我試著將他擦乾淨，正當我弄到一半時，我聽到一位女性的聲音咆嘯我的名字，驚懼的我，不慎滑落了相機。她氣憤的走過來，抓起相機，大力地砸在導師桌上。我因她的憤怒而恐懼、也因她砸相機而回過神。
下課後，我像老師說明要拿回相機，她說：「不行！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，每天來學校上課，手裡都拿著相機，這是違禁品，我沒有主動沒收，已經非常寬容。但是你每次都不專心，就只握著那一台相機，這種東西只會干擾你，如果你要拿回去，我會通知你的家長！」
她接著問：「你到底都拍了些什麼？」
被她的怒吼嚇到說不出話的我，腦中一片空蕩。但我仍然用盡力氣擠出：「沒什麼」
老師聽到後，便立刻將機身背部打開，把底片抽出，碩大憤慨、咬牙切齒地硬拉亂扯。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的我、絲毫不敢動的我，眼睜睜的看著好朋友被國家第一線教育人員霸凌。那是我無法忘記的悲慟，就像我拯救了一位猶太人，卻被納粹抓走，納粹逼迫我睜大雙眼，看著那一位猶太人被無情的納粹科學家活體解剖。
底片就像他的心臟，連著肝臟被手辣地東砍西切。鐘聲響起，我回到座位，冷眼看著黑板、冷眼看著課本、冷眼看著同學，只見殺害我好朋友的死刑犯逐漸向前，再以我為範例，戒訓全班要專心。我冷眼凝視著她，我的視線沒有離開過，而她似乎刻意不與我視線相交。
放學後，父母紛紛來到學校，老師向父母表明緣由，同時解開家裡的底片為何消耗如此之快，相機也順理地交回父母手中。在教室、在反家的途中，我已記不清自己受到多少句辱罵與譴責，以及從來沒有少過的體罰，這些過程中，唯一不變的是我的雙眼，那一對冷眼，不知在什麼時候恢復正常。於此，我非常感謝那一位老師，因為她我才學會少許的無情。
然而那一台相機，至今仍難以忘懷，無實無刻我都有他的陪伴，我才能體驗人生的狂喜。或許《熊麻吉》系列作的編劇塞斯‧麥克法蘭也因曾擁有一位無法取代的好朋友，為了紀念他才衍生《熊麻吉》的劇本，雖然相當無厘頭，但是那一份的真摯情誼是塞斯‧麥克法蘭想傳達的理念，這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：千萬不要小看編劇說故事的能力。大慨也只有麥克法蘭能夠寫出如此特別的劇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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