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前專訪 Ballboss 時，他跟我說：『電影是一項相當特別的東西，你會因為電影看見一件事情的始末，或者另外一種文化。』電影確實含括許多功能，大部份的電影工作者，熱愛也習慣使用影像來敘述故事。如此，我們開始使用不同於靜態的形式，觀賞相對活躍、迷人的開始與結束。
故事都有始有終，雖然不是每一則故事都將故事陳述地非常清楚，卻並不代表故事沒有走到末端，相對來說，末端只是比較宏大又廣闊，因此不同的編劇更會顯現對故事的切入，如同演員適合某位角色，若選錯演員來詮釋，那我們就會聽到許多感慨：『演得很好，但…….不適合他。』這對於演員而言，也是某種程度的困擾。
如此，我們可以理解：讓一位擅長家庭喜劇的編劇來撰寫《模仿遊戲》（The Imitation Game）《八月心風暴》（August: Osage County）《贖罪》（Atonement）這類較沉重的故事，對編劇而言也是某種程度的折磨。雖然因應商業考量，劇本也會因此而更改及調整，但總不能將一個正方形強硬地放進五角的雛形裡，削足適履的效果大多都事倍功半。
面臨觀眾增加，對劇本與故事的需求越來越大的電影產業，不僅要求故事量產，同時還要有良好的品質，這點讓許多編劇無所適從，假設撰寫一篇新故事，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，然而觀眾與電影公司難以給予高度彈性的創作空間，導致編劇不斷複製自己或他人的作品模式，換了一個架構與人物，在極短的時間將初稿繳交至電影製作公司，當一部故事醞釀時間不夠長，內容相對也會不扎實，因此很容易被退稿。
可是，問題依舊存在：編劇希望故事被看見、電影製作公司希望能產出電影、觀眾需要進電影院觀賞影像與聲音，三方的需求皆沒有被滿足，卻都在尋求同樣的答案。因此，改編於真人真事或小說的電影便就越來越多，改編不僅能快速解決三方的問題，也能帶動其它產業。
《33：
然而，經過米克‧奧蘭（Mikko Alanne）克雷格·波頓（Craig Borten）麥克‧湯瑪斯（Michael Thomas ）的改編，我們終於能透過影像來看見智利礦災，礦災如何發生？事端為何引起各國的關注？33人如何獲救？皆能以影像與聲音來構築我們對事件模樣，並再一次地使我們注意：礦工的工作風險與永不放棄的堅毅。電影不僅是故事的載具，也能放大故事的本質與特性，因此，讓《33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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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來源采昌國際多媒體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