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編劇人生】小時候,我們都有一位離不開的好朋友

現在回想起來,我能夠清楚地勾勒出兒時不願離開、到哪都願與我陪伴的好朋友。然而,卻不能清楚地說出自己是在什麼時候離開好朋友的身邊,我記得我第一次拿起相機,任意浪費底片的童趣,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狂喜,也似乎於當時就暗示了自己對電影的熱愛,只是還沒發現自己與電影的潛藏關係。

在數位不普及的時代,我拿起相機在一個角落,從怪誕到平常、從骯髒到潔淨、至深至淺、至窄至廣,無一不是手中相機的焦點。其中最不能忘記的是相片行的臉龐,當時我不知道他為何會對一個十歲不到的小孩大笑,直到現在才理解他在笑我浪費底片。

來到公園、路邊、學校、市場、商店,每一個地方都有我與相機的痕跡,不論在哪,我都揚起相機迅速地按下快門,紀錄著眼前毫不起眼的景象。一天二十四小時,相機不曾離開我的視線,甚至將他放在浴室的一隅,不讓他離開我的身邊,即便現在閉起雙眼,仍能映入我的眼簾。

某次上課時,我握著相機,發現鏡頭與快門都有汙點,我試著將他擦乾淨,正當我弄到一半時,我聽到一位女性的聲音咆嘯我的名字,驚懼的我,不慎滑落了相機。她氣憤的走過來,抓起相機,大力地砸在導師桌上。我因她的憤怒而恐懼、也因她砸相機而回過神。

下課後,我像老師說明要拿回相機,她說:「不行!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,每天來學校上課,手裡都拿著相機,這是違禁品,我沒有主動沒收,已經非常寬容。但是你每次都不專心,就只握著那一台相機,這種東西只會干擾你,如果你要拿回去,我會通知你的家長!」

她接著問:「你到底都拍了些什麼?」

被她的怒吼嚇到說不出話的我,腦中一片空蕩。但我仍然用盡力氣擠出:「沒什麼」

老師聽到後,便立刻將機身背部打開,把底片抽出,碩大憤慨、咬牙切齒地硬拉亂扯。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的我、絲毫不敢動的我,眼睜睜的看著好朋友被國家第一線教育人員霸凌。那是我無法忘記的悲慟,就像我拯救了一位猶太人,卻被納粹抓走,納粹逼迫我睜大雙眼,看著那一位猶太人被無情的納粹科學家活體解剖。

底片就像他的心臟,連著肝臟被手辣地東砍西切。鐘聲響起,我回到座位,冷眼看著黑板、冷眼看著課本、冷眼看著同學,只見殺害我好朋友的死刑犯逐漸向前,再以我為範例,戒訓全班要專心。我冷眼凝視著她,我的視線沒有離開過,而她似乎刻意不與我視線相交。

放學後,父母紛紛來到學校,老師向父母表明緣由,同時解開家裡的底片為何消耗如此之快,相機也順理地交回父母手中。在教室、在反家的途中,我已記不清自己受到多少句辱罵與譴責,以及從來沒有少過的體罰,這些過程中,唯一不變的是我的雙眼,那一對冷眼,不知在什麼時候恢復正常。於此,我非常感謝那一位老師,因為她我才學會少許的無情。

然而那一台相機,至今仍難以忘懷,無實無刻我都有他的陪伴,我才能體驗人生的狂喜。或許《熊麻吉》系列作的編劇塞斯‧麥克法蘭也因曾擁有一位無法取代的好朋友,為了紀念他才衍生《熊麻吉》的劇本,雖然相當無厘頭,但是那一份的真摯情誼是塞斯‧麥克法蘭想傳達的理念,這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:千萬不要小看編劇說故事的能力。大慨也只有麥克法蘭能夠寫出如此特別的劇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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