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似乎時常忽略電影工作者有另一項身份，當導演、編劇、演員放下了手中的攝影機、放下了撰寫地筆尖、卸下那角色的裝扮，那他們其實跟我們一樣──要納稅、會飢餓，需要機能來維持生活，如果無法維持，對於生命會是龐大的威脅。
然而電影工作者的常態確實令人驚嘆，不論身體狀況、痼疾輕重、男女性別，皆必須負荷電影製作期間的所有壓力，單單一個十秒的畫可能面就耗費半天的時間拍攝，拍攝情況相當不穩定，所以時常因為鏡頭不完善而超時工作也所在多有。導演與製片都有壓力，拍攝進度無法推進，但資金與人力必須不斷付出，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所有鏡頭都一次完成，但是極為困難，如何有效控管拍攝期間所有地大小是，便乃電影工作者時常處理的問題。
相對而言：編劇及影評人，則較不需要參與電影拍攝，工作的形式多半也偏向文字為主，因此會碰到靈感枯竭的時刻，面對劇情的撰寫及評論電影所使用的想像與字句，倘若清澈湧現的泉水不再溢出任何甘甜、冰涼地漿液，那就是焦慮地源頭。靈感枯竭乃一種相當恐怖的壓力，當腦中有一個非常龐大又動容的概念，卻乏於展現方法，我們想說話，但沒有舌頭。
編劇是一位充滿故事的人，這點完全沒有錯。然而，故事的來源大多都由編劇的周遭著手，從生活、工作常態乃至國家民族與社會。因此富含故事的編劇，會有一項重要特質──觀察力。故事讓觀眾能投射社會與文化，依據這個角度來說：劇本就像編劇歸納、整理自身所看到的習性與真相。
倘若我們想要寫一部能反映台灣現行社會的劇本，那我們則會需要踏出家門，走向台灣各地，去深入、瞭解各地的風俗民情，不論快樂或悲傷、不論善良或腐敗，我們都將吸收並釐清導致的原因，再將其放進劇本裡。這是一種方法，這類故事則會呈現出台灣的純樸也很浪漫，相對能呼應台灣的本質，而此類故事則會花費大量時間來完成，。
然而，我們也可以詢問自己在台灣出生成長至今我們面臨、遭遇的人文與模樣，如此，我們看見了什麼？汙濁的空氣、醜陋的房屋、雜亂的都市規劃，稅金流向貪污或關說，選舉常態化，崇洋媚外顯現一定程度的文化自卑，見不得別人好，奴性高，對新奇的事物感到害怕，對害怕的事物排斥甚至歧視，因此進步速度逐漸遲緩，導致原地踏步。香港媒體的引進改變了原本希望呈現深度與廣度的新聞記者，填鴨教育模式剝奪我們的思考能力，不鼓勵創造，勞工意識低落。
若能使用以上的種種來撰寫，那可能會是一部優良的黑色幽默，使用相當反諷又尖銳的角度，也能利用輕鬆也風趣地視野，使觀眾看見社會與自己，從中呼應到自己本身及生活常態。編劇能夠巧妙地將畫面轉換成文字，其角度就像我們將自己抽離，觀察自己的行為。有許多故事都是以創作者本身的經歷出發，雖然個人色彩濃厚，但那是相當真實的角度來看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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